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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23, 2006

对pure-ftpd的简单改进

  pure-ftpd 是个很不错的 ftp server,不过在用IE直接进入FTP目录的时候,如果系统没有提供匿名登录,IE不会弹出登录界面,而是弹出不提供匿名登录的警告对话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IE能够直接弹出登录对话框呢?通过分析IE与pure-ftpd对话过程,发现原来简单更改就可以实现。找到 src/ftpd.c 文件, 修改如下:
if (broken_client_compat != 0) {
    addreply(331, MSG_USER_OK, username);
    return;
} else {
//    die(530, LOG_DEBUG, MSG_NO_ANONYMOUS_LOGIN);   // 去掉改行
   addreply(331, MSG_USER_OK, account);           // 修改为
}
然后重新编译,将pure-ftpd拷贝到相应目录,重新启动服务,That's ok.

小提琴极品《魔鬼的颤音》

Accardo_interpreta_Paganini.jpg
  这是任何一个喜爱小提琴的乐迷都不应错过的一张CD。这张碟里面选录了十二首帕格尼尼的节录曲,并由独奏和协奏两部分组成。意大利著名小提琴演奏家Accardo(阿卡尔多) 被称为活着的帕格尼尼,是当今举世无双的诠释帕格尼尼的不二人选,他那高超的技巧,疾风般的演奏,令人相信帕格尼尼这魔鬼琴手依然在世。录音将弓弦的摩擦质感,流水般贯穿全曲的急板,空间中自然的堂音,通透亮丽的琴声,甜美的音质和名琴的音色尽收其中。这一切无疑令此张CD为最多人激赏。

  萨尔瓦多里·阿卡尔多(Salvatore Accardo,1941-),现代著名意大利小提琴家。六岁开始学小提琴,1958年参加了第四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荣获第一,从此一举成名。此后在那不勒斯的圣·彼得音乐学院任教。他组织了都灵室内乐团并亲任指挥。后在欧洲、美国、南非及远东与世界驰名的交响乐团合作举行音乐会。

  他的演奏辉煌而富有歌唱性,具有精湛的小提琴演奏技巧,感情丰富,有异乎寻常的音乐感,使听众深深着迷。其拿手的演奏曲目是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曲,以及巴赫、维瓦尔第与塔蒂尼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而能够全部演奏和录制帕格尼尼六首小提琴协奏曲和其他作品的小提琴家,迄今为止只有阿卡尔多一人,近年来他的演奏曲目不断扩大。是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小提琴家之一。

Diabolus in Musica (Accardo interpreta Paganini) 魔鬼的颤音——帕格尼尼小提琴作品

作曲:帕格尼尼
小提琴:阿卡尔多
乐队:伦敦爱乐
指挥:迪图瓦

01- La Risata del Diavolo (tema)(0:34)
02- La Campanella (9:02)
03- Capriccio per violino solo n.5 (2:21)
04- Adagio flebile con sentimento (6:50)
05- Rondo galante, Andantino gaio (11:13)
06- Introduzione e variazioni su God Save the King op.9 (6:48)
07- Capriccio per violino solo n.24 (4:30)
08- Polacca. Andantino vivace (11:37)
09- Capriccio per violino solo n.1 (1:51)
10- Rondo. Allegro spirituoso (9:47)
11- Capriccio per violino solo n.13 (2:04)
12- Sonata Moto Perpetuo (3:11)

如果你使用 eMule 的话,可以从下面的连接下载该CD的APE
点击这里下载

善后桥

  随着自流井地区经济和盐业的迅速掘起,釜溪河上的几座小桥己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

  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虽然自贡地区每年缴纳巨额盐税,但政府对甚高的修桥呼声分文不拨。民国八、九年间,自流井盐商李琼甫与贡井黄敦三、宋俊成、罗树三合办德咸井成功,获利甚丰,李琼甫当即发动修建大桥,并以德咸井名义捐资大洋一万元作为首倡。继而自流井李兰荪 、贡井刘焕斋、三多寨高云从及东西两场绅商民众积极响应纷纷捐资。随即推举王铭三、罗敬文具体负责建桥。由修建王爷庙的箸名工匠和尚陈葆初于民国十年(1921)动工,民国十四年(1925)夏竣工。其间资金不足又有李敬才、刘湘、高云从等大力资助才得以成功。

  整座桥高大雄伟,质地坚固牢实,桥身高出水面七米,长七十五米,净宽六点五米,大小七孔。桥上石栏及每孔拱肩上,均有精细雕刻的神化人物及驱除水怪的鱼龙神兽,鬼斧神工,造型栩栩如生,极有艺术价值。尤以桥的中间三孔临水上面,雕刻的龙尾空心园孔为绝,从侧面观测,三孔园圈一眼看穿,以检测桥墩是否错位。在日本轰炸自贡时,大桥中炸弹两颗安然无恙,其坚固实属罕见。1965年经过改造,增加人行道后仍能承戴100吨通过。

  大桥完工时正值当年四川各军阀打败杨森统一之战后,群集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实系川、滇、黔三省军阀共谋瓜分盐税的分脏会议。刘湘、刘文辉、邓锡候等十位三省军阀头目之最均参加大桥落成庆典,该桥便命名"善后桥",桥碑名由刘湘题署。

  善后桥在解放后改名为新桥,文化大革命中曾改叫东方红大桥。(资料转自“西秦会馆”)

February 22, 2006

小海军

  这是我儿子高兴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在 google 找了一下,居然还挺出名的儿歌,一看就知道是特殊年代的东西,革命的乐观主义嘛,问题是爱国不等于爱打仗,娃娃从小就受这种教育,不好说!现在还有些人整天嚷嚷要去解放台湾,大概就是源自这些革命歌曲吧?^_^

小海军

我是小海军,开着小炮艇。
不怕风,不怕浪,勇敢向前进。
炮艇开的快,大炮瞄的准。
敌人高高在天上,轰轰轰,打得他呀海底沉。

February 16, 2006

三多寨:细雨中的梨花古堡

  ● 聂作平

  那已经过去的,正在经历的,将要来临的
  ――题记

古堡沧桑

  大凡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即便岁月已经洗尽了曾经的辉煌,但总会有一些繁华时节的蛛丝蚂迹不动声色地残留下来,并等待有心的后来人不经意间的邂逅与凭吊。多年前,当我走在三多寨那青石板的街道上,我就从街边一座破旧院子的泥墙下发现了一方黑漆的金匾,金匾题着耕读传家的字样,字迹斑驳,依然气势不凡。只是,这方应该高悬于某个乡绅大厅之前的类似家喻的东西,已经沦落为一方猪圈的挡板。

  南来北往的客人坐在汽车上,他们从内宜高速路进入自贡地界时,那些紫红色的波涛般汹涌的丘陵之间,突如其来地出现了几座挺拔的山峰。山峰的海拔算不上高,也就五百米左右,但五百米在丘陵中也称得上险峰了,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这些山峰彼此首尾相连,竟围成了一座近乎于天然的古堡。

  弯曲的土路如同高速公路的一茎枝叶,它将三多寨和外面的世界相连,而三多寨里古旧的街巷、戏台、石碑、老井,以及口耳相传的众多传说与演义,则将古代的三多寨与当代相连。

  三多寨的历史当追溯到距今一个半世纪之前。遥远的1851年,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因盐而兴的自流井时,自流井那些大盐商们感到了岌岌可危。那时候没有福布斯排行榜,如果有,自流井的盐商绝对有十人以上将列入前二十强。财富是害怕动乱的,于是盐商们筹议筑寨自保。几年后,太平军没有来,倒是云南人李永和、蓝朝鼎的部队由滇入川,引起了盐商们更大的惊恐。这样,在盐商们的主持下,原本森林茂密的牛口山被建成了一座坚固的寨子。这就是三多寨的肇始。

  至于三多寨名字的来历,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普及的一种是,主持修寨的李、王、颜三个经营盐业的家族,他们惟愿多子、多富、多寿,故将这座新兴的古寨命名三多。今天,昔日的盐商和他们的荣华富贵早已付之东流,只有三多寨,依然如同看惯了白云苍狗的寂寞智者,不动声色地挺立在我们视野的尽头。

  几年前,我在自贡一家工厂打发光阴,曾经热衷于研究地方史。翻遍了诸多自相矛盾的典籍后,我得知,不论太平军还是李永和,他们的部队都没有进攻三多寨。但三多寨最兴盛的时期却和他们即将进攻自流井的种种传闻相关――李永和部队曾攻打过三多寨不远的大安寨,并在距三多寨数十里外的牛佛建立首都。那些躲避战乱的日子,三多寨曾经有多达数千户人家。这座不仅有数条街,还有戏台、庙宇、书院,以及池塘、林地、稻田、麦地的巨大古堡,在风声鹤唳的非常时期,古堡自为一体,就像一个独立王国,悠游于紧张不安的自流井和富顺城之外。

  三多寨距自流井十公里,距富顺城四十公里。太平军和李永和均被清政府剿灭之后,三多寨这座用于逃难的孤城完成了历史使命,关闭在里面的人――尤其那些有钱的盐商,他们感到了古堡生活的寂寞,纷纷回到了自流井或是富顺城,三多寨就此慢慢地却又是不可抵挡地走向了衰落。直到今天,除了那些古旧的在春雨中湿如一幅淡抹国画的民居和山峰,就只有文人们为我们留下的“尖山晚照”、“双塘映月”、“峻岭横烟”等所谓的古堡八景的名称了。只是,这些景多半渺不可寻。历史深深处,我们也许还能听到旧时黄鹤离去时的一声长长叹息。


旧事流水

   如前所述,当年我在尘封的地方志里读到了三多寨,以及三多寨与众不同的兴衰史。此后,我在一个秋天的上午走进了它。那时的三多寨还没有成为今天的地方旅游热点,那时的三多寨还是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好女。羞答答的城墙和箭垛都萧瑟在深秋的细雨里,青石板的街道被来来往往的脚印磨得有些发白。想想这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走在上面,走着走着就走完了他们的一生呢?

  那次秋天的出游除了我以外,还有我新婚的妻子和一个女友。她们鲜活的面容闪现在街头,立即引起了乡人们的注意。立料的房屋大多经历了太多的风霜,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精致的雕花木窗却又漫不经心地透露出某种过气的大度和庄严。几条似乎丧了家的野狗在街上胡乱地横冲直撞,三两个卖菜的农民怯怯的闪躲着。他们的担子盛着水灵灵的刚从地里采摘的蔬菜,它们是那个深秋的早晨,三多寨街头最具生活形态的物质。

  一家卖豆花饭的小店铺,一个老妇人吃力地舂着一大钵鲜红的辣椒,一个胖胖的妇女用肥大的奶子喂着抬头看天的孩子。一条红领巾从巷尾一闪而过,我们紧紧地跟着他走进了那条深深的小巷。小巷里,一眼古井,古井的栏杆上有些石刻的文字,已经侵蚀不可见。一方废园,长满了野菊花和蒿草,花败了,草枯了,朝向废园的小楼房却有一堵高高的照壁。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很可能是昔日哪位富商巨贾的后花园,那么,这眼古井,曾经发生过女子深夜投井自杀的故事吗?那照壁之后的楼堂,曾经有过多少次欢笑和悲愁呢?只是,似乎才一眨眼功夫,就已经人去了,楼空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呀。废园里,还生长着一株孤独的不知名的大树,看样子应该在百年以上。这一百年来的兴衰荣辱,它都默默地见证了,可它却无法向我们这些后来人说出其中的一丝丝一点点的秘密。正是:眼见它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从废园出来,我们穿过了窄窄的街道,顺着石级和土路走到了寨墙高处。俯看四野,秋雨中的大地有些荒凉,也有些寒冷,远远近近的烟雾在滋生。一个可能就是从前叫做峻岭云飞的八景之一的景点前,我没看见白云,只看见一只灰白的野兔从枯黄的草丛里惊慌地跳出来,向三多寨下面的田野急赴而去。

  这是十年前的往事了,我记得我们在那位女友的同学任教的学校吃了一顿午饭。学校很破旧,好像是旧祠堂改建的。一只铃铛挂在操场边的老树上,孩子们好奇地看着我们,直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师捡起一块石头敲响了铃铛。

  后来,那位女友去了重庆,再去了绵竹,再去了日本,经历了数次婚姻与职业。再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想必,三多寨的旧事已经如同流水一样流过了她不再年轻的心灵。当一座破败的古堡和一些年轻人的青春记忆有关,这中间一定有一些我们不能触摸的苍凉。


梨花细雨

  今天的三多寨已经初具旅游景点的功能,至少在风景乏善可陈的自贡来说是如此吧。三多寨之美,美在春天,美在细雨,美在梨花。

  多年后的又一个春天,我再次走进了三多寨。古老的寨墙依然古老,只是不见了那方收藏着往事和幻想的废园。一些整修一新的店面,生意很兴隆。发达的商业使人想起它在一百多年前鼎盛时期的依稀模样,只不过,涌动的人群不再留长辫子,也不再打拱作揖。街道还是那样狭窄,但已寻不见十年前的那种落寞和孤寂。不过,窃以为,一个有历史的古镇,一旦它过多地被强加了现代符号,这个古镇的灵魂其实已经不在了。它会如同一缕细细的云烟,从这些现代符号的缝隙里飘然而去的,等到我们恍然大悟想要抓住它时,我们往往注定力不从心。

  幸好还有梨花。山弯里,池塘边,民居旁,古道上,到处都有梨花的身影。与浮艳的桃花相比,梨花的洁白带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洁与忧伤,它的白,它的飘,它的在春雨里无声无息的盛开与凋谢。站在那些被雨水打湿了的梨花丛中,市声远离了,古堡的往事也远离了,无端就从脑子里冒出两句古人的诗: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若愁。

  美丽的风景有时带来的并不是愉悦,而是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忧郁,比如雨中的梨花,比如一朵梨花的映衬下越发苍老的三多寨。当一个农人扛着锄头哼着小曲走过梨林,当一只十年前遇及过的野兔有几分踉跄地穿过落满梨花的湿地,当炊烟升起,当有几分发潮的月亮落在那方温暖的大地……这些景致都是美丽的,可它们都无一例外地饱含着忧郁,饱含着一个半世纪以来自建堡伊始就生生不息的那份无以言说的伤。

  我想我不会再去三多寨了。那里的古老与陈旧,光荣与梦想,秩序与混乱,春花与秋月,它们都将游离在我的生活之外。十年的时光过去了,三多寨的雨水打在我的脸上,它仍旧和十年前一样清晰,也仍旧和十年前一样温柔。不过,我已经慢慢地老去,就像曾经在三多寨的怀抱里生息过然后又归于黄土的先人一样,最终,我也将归入某一块可以埋人的黄土。而三多寨的城墙将依旧,三多寨的梨花将依旧,落日下的飞鸟将依旧,甚至,若干年之后,那些看古堡与梨花的游人的心情也将依旧……

《不屈的流亡》中回忆的自贡

  这是原东北中学写的一部回忆录,记录了在抗战时期,东北中学辗转内迁的往事。其中提到了当年的自贡,现摘录如下:

  《不屈的流亡》原网址:http://www.wtostudy.com/yjx/liuwang.htm

  文中提到的“仁济医院”就是现在的“一医院”,现已经恢复原名为“仁济医学中心”,而“瓦子石街”,应该是“袜子石”,即我现在所住的同心路中段。

盐船摇送达自贡

  在重庆停留了几天, 我们又得上路了,学校组织同学们乘木船走水路,这次我们坐的是运盐的大木船,逆流而上,行程约有半月之久,由于船行缓慢,同学们在旅途奔波的疲劳逐渐恢复,又因快到目的地,心情十分愉快,一路上饱览沿江旖旎风光,大家打打闹闹,感到十分轻松和舒畅。途经江津、合江、泸州和内江而到达千年盐都——饶和美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原来四川是这么好的地方!自贡市包栝贡井和自流井。每到一地,木船靠岸,我们必下船观光。这些沿江地区物产丰富,民情风俗朴素自然,崭露了天府之国的富自流井,静宁寺属自流井管辖。到自流井后,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拉着大队浩浩荡荡徒步30里,就到了我们最终目的地—静宁寺。

我爱回忆静宁寺的生活 节选


  除了游泳,我们有时也会去附近的新盛镇和三十里外的自流井去赶集。到新盛镇是用结余的伙食费买花生,橘子回校吃,四川的橘子又大又甜,真好吃!花生也很香。可是,大家拼命地吃就会拉肚子。生物老师苍多三上课时,教导我们说:“花生很有营养,但不能多吃,每次吃七粒就足够了”。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话。我们到自流井赶集,来回要走六,七十里路,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劲儿,在路上还可以去农家要生水来喝。

  有一次,我们去自流井,主要是观看敌机在那里大轰炸的情况,我们去到那里,只见满街颓垣破瓦,烟硝尘上。那些断肢残臂,还没有人去收拾。我们见到在瓦砾上躺着一具女尸,整个头不知去到哪里,怀中还奶着一个被震死的婴儿。几条烧死的大牛还躺在路旁,全身烧得又焦又臭,肚子胀得很大。在我们吃饭的饭馆门口,摆着一具炸死的尸首,用一床破席子盖着。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心里只有恨,可恨的日本鬼子,杀死我们多少同胞,血债一定要用血债还。

  这就是国民党庆祝1939年“双十节”对自流井发动的大轰炸。自流井3000多口盐井,盐产非常丰富,是后方供盐基地,因此敌人想下毒手。那时侯,我校正好有几个同学住在自流井仁济医院留医。梅中岩同学因加拿大人老院长给他动手术失败,不幸身亡。高德铭同学是程主任开的刀,手术良好。10月9日老院长又要给涂成文做手术,涂已经上了手术台,见老院长只带了一个助手,也没有给他验血,就要给他开刀。他很警觉 ,赶快跳下手术台,拒绝了开刀。这可救了他的命。因为9日如果动了手术,第二天是不能抬走的,敌机来轰炸时,只好睡在病床上等死了。也因为他没有开刀,他拽着一个护士和他一起,用担架把住在四楼病房的高德铭同学抬到一楼。10日那天,敌人炸毁了三层楼,而在一楼的高同学却免于一死。还有王的同学,当已经响起了紧急警报,大家都往外奔跑,他却往内跑,准备跑回病房去抱被子,在门口碰着涂成文,说是被角里有个金戒子,涂成文说:“是黄金的吧,就是白金的,也要逃命啊! ”涂边说边拽着他跑。并且跑到瓦子石街喊他的弟弟涂成武;“快向右边的岔道跑!”他们刚跑到山坡坟地上,山坡下的瓦子石街就给敌机炸平了。警报解除后,他们丛瓦子石街的死尸上往回跑,边跑边喊:“病房起火啦!”他们跑近病房大楼一看,上面三层楼全被炸毁了。跑进一楼,见到满身满脸都是尘土的高德铭,他惊慌地拽着涂成文的手说:“今天你救了我一命啊!楼上没有抬走的病号全崩没了!”不久,涂的几个好友闻讯,用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了自流井,雇了一个滑竿,把高德铭抬回学校了。流亡同学情义的深重,真是罄竹难书啊!对梅中岩同学的不幸病亡,学校曾举行追悼会痛悼他的夭折。会上,朗读了郎人骏一篇哀悼他的文章,同学门无不凄然泪下。

  自流井,静宁寺常有空袭警报。有时上课,警报一响,就得听命令往寺外跑,扒在田野上,树林里。有的同学还偷偷地观看空战,胆子可不小了。敌机过后,解除警报响了,大家又怀着恐怖和仇恨的心情上课。

February 15, 2006

追寻古盐道之汇柴口

huichaikou.jpeg  这是2004年我第一次拍的 DV 纪录片,很仓促,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拍摄的,对那里的情况也没有怎么了解,只是和父亲跑马观花地走了半个多小时,如今那里好像整治了一下。

  回来我花了一个晚上剪辑出来,并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简单配了字幕和音乐。凑合看吧,以后有时间继续拍三多寨和大安寨。

http://www.igenus.org/old_version/video/gudao.wmv

能工巧匠陈葆初

  ●熊问衢 (原载于自贡日报)

  陈葆初(1863-1945年),出生于富顺县毛头铺(今沿滩区永安镇)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十多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后,他便拜师学习石匠技艺。

  陈葆初身高1.7米许,力大,质资聪颖,吃苦耐劳,很快便掌握了石匠技术,三年学艺期满后出师到各地找活干。陈葆初既能开山打石,又能安砌屋基、路桥。由于他技术好,且幼年读过两年私塾,有一定文化,在各地干活时,凡见到厅堂、庙宇、堡坎、桥梁等石质建筑,便仔细观察,牢记在心。如在隆昌县见到高大精美的石坊,在安岳县看到雕刻精细的石佛,他就默看暗记,经常用石工钻子在沙盘里或石坝上比比划划,并在纸上绘制草图,钻研雕刻艺术。数十年来,陈葆初以高超的石匠技艺,与同行师兄师弟承揽修建了荣县、威远、富顺、内江、隆昌、安岳等县的不少石质建筑,受到业主赞扬。他常年奔走各地,没有固定的安身之处,人们听说他却找不到他。后来他寄居在三多寨佛庙中。他本是俗人,却着僧装,他虽未受戒剃度吃斋念佛,但“陈和尚”之名远近知晓。其实,他一直干着石匠专业。

  改扩建王爷庙堡坎戏楼

  座落在自流井中心的王爷庙,背依龙峰山(今龙凤山),雄视釜溪河,是一座精美的清中叶建筑,同治年间的《富顺县志》将它列入自流井胜景之一。咸同年间,自流井盐业发展,陕商成为资本在百万以上的盐业大集团。本地盐商不甘财源外流,信奉风水,商定筹资改扩建王爷庙,主要是修建戏楼,作为祀奉镇江王爷,以及赏戏、议事、品茗、观景等场所。筹资中,大盐绅胡汝修(四大家族中的“胡慎怡堂”首领)带头捐银3000两,王家、李家与其他绅商各捐银千百两不等。工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开工,由胡汝修、李斐成、王连文等人领头进行,李斐成负主要责任。

  工程要求戏楼堡坎伸向河中,以保风水。可是施工中,堡坎只砌到几层就裂缝倒塌,边砌边倒,工程无法进行。后由李斐成的长子庶成(任工程监修)推荐陈葆初主持堡坎、戏楼施工。

  陈葆初细心观察和思考后,认为堡坎处在乱石激流上,三面空虚,中间压力过大,用石灰粘合石头不稳固,因而砌好的几层要倒塌。随即将倒塌的砣石拆掉,找准硬底安基石,用糯米粥拌桐油石灰浆铺底后才安砌砣石,每层石底和缝口都灌好浆,使砣石粘合牢实。并层层设立望柱,保持水平,即在每根望柱头顶设有一圆孔,能一眼望穿,若堡坎有移动,其圆孔就变形或封闭。通过这一办法测定基础是否安稳,砌石有无偏移,随时观察是否出现问题,随时整治。建成后的堡坎共20层,高8米,坚固牢实;戏楼,巨栋如林,楼台宽阔,雕梁画栋,巍峨壮丽,誉满全川。王爷庙至今保存完好,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修建凉高山节孝牌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自流井盐业世家“李陶淑堂”第二代首领、三多寨寨长馨田(即李春霖)的继妻张氏去世,其子报请朝廷批准,为母修建节孝牌坊。清廷下旨后,李氏兄弟慕名聘请陈葆初为之设计、施工。设计图纸认可后,陈葆初受托去内江、隆昌、安岳县雇来数十名擅长石坊建筑的石匠参加修建。修建中,陈葆初精选地质坚硬的石料(如黄浆石)打好石基,立好石柱,对人物动物、匾额对联等,陈葆初亲手凿刻,并指导技艺精湛的石匠精雕细刻,达到了形象逼真,维妙维肖。如宝顶上的“圣旨”二字周围,九龙环抱,花团簇拥,艺术价值极高。经过一年多的修建,这座巍峨高大,宏伟壮观的石牌坊屹立在凉高山街东面。石坊四柱三门,通高12.5米,通宽10.5米,两边次门各宽2米。因其设计考究,造型新颖,做工巧妙,雕刻精美,建筑协调,为自流井石牌坊之冠。经百年风雨袭击和地震等灾害,至今保存完好,体现了石匠艺术高手陈葆初的智慧和精湛技艺。

  修建三多寨中西式和西式洋房

  清末民初,陈葆初受雇三多寨“李陶淑堂”,先后为李氏家族和寨上富绅修建了十余座中西结合厅堂、西式洋房。这些建筑设计优美,布局严谨,雕刻精细,美仑美奂。如1914年为李敬才在三多寨北门修建的一座西式楼房名敬善堂,一底两楼,把古今中西捏成一团,具有富丽堂皇,清幽爽朗的特点。它高出寨墙,临近寨边,自流井去内江路上,举目可见,显出高贵不凡的气度。1925年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来自流井时,亲临此宅拜访主人,看到此宅如此壮丽,怀疑李敬才是否挪用公款建房?其时李任川军自贡提款处长。随员说李是世代富族,此宅建于任提款处长之前。刘湘消除了疑团,赠李敬才金匾“鹏程万里”。

  陈葆初为三多寨富绅修建的各式住房,虽经百年沧桑,而今其残存鳞爪,尚可窥其当年精美之一斑。

  修建自流井新桥(善后桥)

  为改变自贡盐场交通运输落后状况,自贡人一直盼望修一座自流井通往贡井的大桥,但清政府和新生的民国政府,均将税款填饱官吏私囊和偿还外债,对修桥一事不闻不问。鉴于公款修桥无望,东西两场盐商认定商民集资修建是唯一举措。

  1920年,东场之大盐绅李琼圃(李四友堂家族),西场之大盐绅宋俊臣、黄敦三,在贡井姚家山合办的德咸井见功,烧天然气锅300余口,获利甚丰,李琼圃积极发动修建大桥,以德咸井名义捐资银元一万元作为首倡。居住在三多寨的李桐 (时任自流井商会会长)及该寨李、颜二巨族,和盐绅高云从等人亦捐资赞助,共集资银元二万多元。尚差款,就动员刘湘拿出了一万银元。专门成立了桥工处,负责建桥事宜。

  由李桐出面,聘请陈葆初设计、施工。其时,陈葆初已60多岁,但精力不减当年。他决心把大桥修好,经细心勘测,确定大桥选址在龙门滩张家沱上首与芦厂坝新街口之间,大桥设计方案经商会和桥工处同意后,从邻县雇来熟悉修桥技术的石匠百余人。在准备好材料后,大桥于1921年春季开始施工。

  在施工中,陈葆初昼夜辛劳,指导工匠严格操作,精心修建。在找准硬底,安好基石,检验合格后,始砌桥墩。桥墩、桥身和桥面,全用在石头沟、观音滩等地开采的质坚砂细的青砣石,用优质石灰糯米浆安砌,粘合稳固。为保证工程质量,在桥中间三孔下水上面,每孔所雕的龙尾卷成空心圆,从侧观测,三孔圆圈一眼看穿,以观察桥墩是否错位,如有错位及时改进。经过近4年的建设,大桥于1925年夏竣工。

  这座高大雄伟,质地坚固牢实的大桥,共6跨5孔(加引桥为7孔),桥身高出水面7米,桥长75米,净宽6.5米,每孔拱肩上部及桥上石栏,均有雕刻精细的神化人物,以及驱逐水怪的鱼、龙、狮、牛等神兽,鬼斧神工,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价值极高。

  大桥建成时,正逢四川各军阀打败杨森之战后群集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即川、滇、黔三省军阀共谋瓜分盐税的分赃会议。地方土绅邀请这些所谓军政长官参加盛大的踩桥典礼,大桥以“善后”命名,“善后桥”石碑由北洋政府新任命的“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刘湘题署。

  至今,大桥已建成80年,历经洪水冲击、日寇飞机轰炸,仍安然无恙,巍然屹立在釜溪河上。

  陈葆初以石匠艺术高手著称,享誉川南,其人亦僧亦俗,颇富传奇色彩,可惜晚年无家可归。1945年陈葆初80多岁时,贫病交加,客死在隆昌县一个庙内,当地石(匠)帮弟兄筹资将其安葬。

February 14, 2006

“湖广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它朝。不特如此,四川古来都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一部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就刘纬毅所著的《中国地方志》中载,我国现存历代地方志共有8273种,倘按方志所属省区来划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种(其它分别是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或许与四川人恋乡又远离中央政权不无关系。如果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亦即巩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维护亚宗法社会的生活原则,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谍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100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喜庆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36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23部。而这23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23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13部,占23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占5%,广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这说明湖北、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说他了,因为他们入川缺乏很多内在动力和本能的利益驱使,这种入川方式最难判断入川者的个人素质。而那种被逼上绝路逃荒或者由于家乡发展已至极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我们先谈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出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

  一些四川的现代作家如李劼人、阳翰笙、郭沫若、艾芜、马识途等,其祖上都过“湖广填四川”的艰辛历程。李劼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从湖北黄陂县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卖布并且行医,到达四川华阳县定居的。而李劼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医,出售湖北祖传“朱砂保赤丸”,而李劼人的父亲李传芳及其妻子均会制作此丸。其实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带来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将祖传的家乡菜也实践到他所开的餐馆“小雅”当中——如凉拌芥茉宽粉皮之类。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对成都的贡献,不只是他的小说堪称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而且他对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这只从他的遗文《成都历史沿革》和《话说成都城墙》里就能不费力地感觉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芜的远祖则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携妻带子,远走他乡,于是在康熙中叶迁蜀,在成都府的新繁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其始祖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务正乾坤”的韵文字辈入川的,到了艾芜父亲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辈,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寻访祖先同姓,又带回用在字辈的头两句韵文“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按照粗略的估计,艾芜始祖入川已达十世左右。而作家阳翰笙的祖先和马识途与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胁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迁蜀,迁蜀后定居于高县罗场。作家、学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间从福建长汀州宁化县迁蜀,其“有”字辈的始祖背着两个麻袋移民到嘉州务农,到三代仍做长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属第六代。作家马识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北麻城奉旨迁蜀垦荒,到忠县境内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后干脆名为马家山和马家湾。我国著名地矿专家、作家韩素音之父周炜是清代大移民时从广东迁蜀的,“由广东行商来蜀,经营花板及丝绸,为高人赀富人”(陶尧生《爱国至忱,以死勤事——记韩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县。而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唐宗海,其先祖从湖南武岗入蜀广汉,最后迁至彭县三邑乡。观察上面诸多个案,可得出移民之艰辛不易,要想培养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从另一方来说,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人的人口质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只是如此,川剧发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明代四川土戏与昆剧入川形成的昆川混杂,秦腔入川及弹戏的形成,徽调入川及川胡琴的诞生,都给川剧形成空、高、胡、弹、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加上像魏长生这样的川剧创造者及其他表演艺术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赵熙创作《情探》等,均对川剧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陕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著称。比如清代33家当铺(《成都通览》载28家),多为陕商经营。陕西严氏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故而严雁峰(他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严谷孙才有贲园藏书之富,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严氏刊刻的关于音韵学方面的书数种,流沙河先生还曾借去作过一个关于音韵方面的口诀表。严氏刊刻“丛书”的版片大约3万多片,可惜文革时保存不善,军宣队进驻文殊院时,军代表将存于该地的一些版片,拿来当作煮饭的柴火烧。曾蒙书籍装设计家盛寄萍先生遗赠,我得到一块严氏刊刻《曾子》一书的版片,闲时用手指轻扣这梨木版片,不胜陶醉之感。

  更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带来的农作物种植上的革命,对改变四川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闽粤入川移民功劳甚剧。如红薯在1733年间经闽、粤入川的移民带入四川,比如乾隆《双流县志》上载有当年成都、双流开始种植红薯的情况,“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经过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种植红薯就颇成规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称为苕国。如此一来,加上原先的水稻种植,使得四川人的粮食逐渐富裕起来,且廉价的红苕还可用来喂猪,对改善民众的膳食及营养结构均不无好处。但顺带说一句,玉米、红薯之引入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确实极大地利用旱地,较以前保证了农民食物问题,但这是一柄双刃剑,旱地开发过多,毁林开荒的事情就不断发生,以至于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清代以后,全国森林遭破坏越来越加剧,除人口剧增(道咸以后尚有减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红薯广泛裁种对土地的需求量加大,从而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叶,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间,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其增长均在3%以下,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合理的物价上涨指率。而四川的燃料价格却在三十年间平均上涨约118%,平均每年上涨3·93%,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指率(吕实强《近代四川农民的生活》)。这说明代移民造成的毁林开——与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不无关系——加之伐薪烧炭的事情日趋严重,才造成炭价上涨。前经营炭帮和木柴帮的商号和人数那么多,其原因盖源于需求大、利润厚的缘故。同时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减少,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内的岷江等内河航运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红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看似与炭价上扬、内河航运能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没有联系,真实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

  其次尚有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15万吨,产蔗糖1万余吨,糖坊500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业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四川原来只有春蚕、秋蚕和四季蚕,并无山蚕。而山蚕是1741年大邑县知县、山东人王酉将山蚕从山东引入四川,从山东省取蚕数万,散发给民间,教他们饲养。山蚕喜吃柞树叶(又名栎树,俗名青杠树),而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栎树,而山蚕所产丝谓之为柞蚕丝,其所织成的柞丝绸,是柞蚕丝织成的平纹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经营丝绸生意的丝绸帮商号及人数之众堪与日日不离的油米帮的商号及人数相埒的原因,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费得起丝绸服装打下了基础。福建、广东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经商传统或具备商业眼光,而且有敢于为先的风气,如他乡之人不喜种苎麻时,“粤东籍家多种之”(《温江县志》),给扩大苎麻种植,增加经济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虽有烟草种植,但产量不高,面积不大,烟与烟叶的加工比较粗放。雍正年间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广种烟草,于是傅氏的烟草在成都很卖得起价,获利高,又能运销四方,于是民众便广泛种植,这样就为成都地区的民众增添了一项经济收入。为成都经济的尽快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大量的移民入川,于是他们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会馆,移民几年或十几年后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京师各省会馆的作用大抵如次:为官绅乔寓之馆,科举士子居住的管所,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而地方会馆自是不同于京师针各省会馆,但一般会馆不外是协助同乡应试举子,推进同乡工商业务,便于同乡间聚会联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会馆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吕实强认为四川的会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参加会馆者不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农民亦是会馆的基本会众;其次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不仅通都大邑,就是村镇乡场也往往设有;最后,川省会馆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发生的影响》)。这就使得四川的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盘,会众只要通过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就可解决问题)对于会馆会众的利益保护和约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叶袍哥众多、公口林立,对四川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变动,保路运动的爆发以及民国的军阀割据鸦片泛滥川省等,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譬如会馆会众的广泛性和会馆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联络在农业社会的情况下相对快捷,便于统一行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以应付各种不测之激变,这对后来袍哥发水电报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启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约族规,对维护一个宗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宗族对社会产生较大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便是族产中的族田亦即义田。因为古代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再且这一个社会在不能,更准确是说不想(当然统治者是不想,他们想的上如何愚民)实行义务教育亦即免费教育,同时又使同族大多数人不致失学的一个有效办法。譬如成都龙谭乡范氏宗祠,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3000亩(资料来源孙晓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产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只须向祖宗送红鸡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当然也有对违规的惩处条款。其是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人,正副总理各一个,掌管祀田(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田(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更为重要的推帐务主管一人,为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同时设学务主管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考上初中发给奖学金24银元,高中36元,大学100元,上京师和日本留学,每年发给140元。考上留欧美发给280元。每个学生毕业考取优等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鼓励。宗族祠堂在没有义务教育以前,
在一定意义上实行义务的是义务教育(小学免费),倒是现在义务教育实施不了,因为现代社会将祠堂的功能代替,但就是没有做好真正的义务教育。正是祠堂族产族田亦即义田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学校,立马就能够在各地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因此实行新的学校制度后,就能立马改为华阳范氏小学。近代成都的变化和前进与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网上收录,原作者不详)

三多寨人文轶事

  三多寨建成后,世居寨内的盐绅、巨贾众多,家资豪富,所拥古籍巨著,名家古画、书法对联和金银首饰、珍珠玛瑙、珊瑚琥珀、古壁玉器等奇珍异宝,极为丰富;古遗址、古建筑、古石雕等比比皆是,可惜大多已散落流失、损毁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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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颜、王三姓是三多寨的大户,收藏了不少名人名画,如八大山人,张问陶、刘光弟、赵尧生、张大千等名家作品。其中有陆润庠书写对联一副。陆润庠是江苏元和人,清同治甲戌科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著名小说《孽海花》里的陆仁庠便是此人,这是寨内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1983年6月号《书法》曾有文章评其字。退思堂李桐黄,有一张立轴画,画的是两只蝙蝠,据说是唐伯虎的真迹,相传夏天挂在房中可以避蚊虫叮咬。其画技的精妙,达到了传神的境地。1981年9月,在寨内刘安怀堂发现了一通石碑,共八块,每块高103公分,宽43公分,厚8公分。石碑两面刻字,颜体楷书,是刘光弟为族叔刘举臣60寿,其妻50寿时,所撰文并手书一篇轶文:《浩封奉政大夫刘公举臣六十暨配黄宜人五十寿字》。

  近年来,国内各种报刊杂志也载了不少三多寨人撰写的各类文章、书籍。如李陶淑堂后裔李一宣撰写的《陶淑堂沉浮录》,颜桂馨堂后裔颜献琪撰写的《实业传家桂馨堂》,寨人张孝忍创作的《三多寨风云录》和《一串猫儿眼的故事》等等,都反映出了三多寨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三多寨历史悠久,达官显贵较多,这里仅介绍三多寨的创始人和建国前的八名寨长的情况。

  李亨(生卒年不详)名振亨,字集庵,三多寨创始人之一,原籍江西。清朝初期,祖父李本齐自江西入川,居住自流井洗脚河坎上(今汇东路),靠租种薄地为生,生活较艰难。父亲李运武,生兄、弟、妹3人。振亨居长。父亲早亡,遗下母、子、女四人,家境尤为贫困。为谋生计,兄弟二人打铁帮工,当时自流并盐卤业己发展起来,振亨的打铁铺则为盐卤商打制钻头,且产品齐全、货真价实。以后逐步发展为自己开盐井获得成功。至清道光元年(1821年)振亨已发展成为小有名气的盐厂老板。李振亨致富之后,不断在威远县、富顺县及内江县大盘购地,最终拥有土地100多股。年收地租7000余石。

  颜昌英(1789-1871)字厚庵、号鹤龄。三多寨创始人之一,祖籍山东曲阜。祖父颜廷跃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偕妻携子由广东入川,卜居威远县南乡何家坝开荒种地为生,后在威远及大安区马冲口购买了几股土地。

  颜昌英,自幼胸怀大志,留心盐务,常与长兄昌训,一面积累资金,一面注意各井盛衰,研究岩盐层屑,观察地形地貌,掌握了一些知识。嘉庆二十三年(1820)弟兄2人选择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今马冲口来龙锉井,几年不见盐卤,却不灰心,继续锉井,终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突破硬岩,咸泉骤涌。黑卤吸去后,大量的瓦斯(天然气)冒出供煎锅300多台,最多时达800多台。以后又在马冲口钻得北海井、龙井、永兴井,东海井,源海井、同兴井、同盛井、在杨家冲锉旺海井见大火。颜昌英以后把钻井的范围扩大到现贡井的筱溪街、长土、艾叶一带,均获成功。白此颜昌英便成为了自流并四大盐业家族之一。

  王克家的生卒不详,他也是三多寨的创始人之一,但遗憾的是他的身世及有关情况已经无据可考。

  李春霖(?-1874年)字馨田,入学(中秀才)后,即纳金捐班按察使三品官衔,清咸丰末年,在自流井盐场即有一定声望。他从小聪颖,办事求其实,善于社交,精于策划,20岁出头就总理陶淑堂,公推出任三多寨第一届寨长(1859-1874)。

  李明章(1851-1909)字斐成,乃李振亨第七子。虽从小入学,精通文墨,善写书信,却不擅长时文八股。未中秀才,遂不再赴考。后纳金捐朝议大夫,在官场中颇著声誉。清光绪初年接任三多寨第二届寨长(1875-1905)兼任自流井桐俏档首,富顺县三费局局士。他办事公道,行为谦厚,美辞令、近人情、人多喜与他交往。

  李庶咸(1872-?)乃李明章长子。是其父得力助手,推荐陈葆初修建王爷庙。经营富盐盛盐号,为维持陶淑堂家族兴旺,起到极大作用。曾任富顺县北二区团总和自流井皮行局局士多年。于宣统二年(1910)接任三多寨第三属寨长(1910一1914)。

  李桐亥(1874-1944)字新墀,是李春霖的第六子,曾先后任三多寨第四届寨长(1915-1916)第六届寨长(1920-1922)李桐黄从小享受独丰,儒学功底较深,有武功,善骑射。敢作敢为、善于官场交际。曾被刘湘委以“三县(富顺、内江、威远)联防办事处处长” 。

  李孟麟(生卒年不详)字梦麟,白流井人。是三多寨第五届寨长(1917-1919)这是唯一一个非李陶淑堂直嫡亲属,而能担任正寨长之职的人。他是李春霖的贴身帮办,心腹好友。自幼家贫,聪颖好学,获人赏识,曾获膏火之资供其读书,县考得中秀才,又补为凛生。孟麟为人忠诚,李春霖病死时,桐簧、敬才、小田三子未成年,其家业全托孟麟代为经理。及至三子成年后,将其家业毫文不差全部交还。

  李道南(生卒年不详)是李明章第四子。三多寨第七届寨长(1923-?)并兼任三多乡乡长。李道南的秉性与众不同,虽读书而不仕,亦不纳金捐官,却在未满20岁之前(宜统1-2年间)由自流井袍哥大爷刘铁甫引进,参加了袍哥。

  李洪模(生卒年不详)是李桐萤之子,是三多寨第八届寨长(1940-1949),他接任寨长时,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三多寨以前,他为首组建“三多寨寨防委员会”。

  三多寨自始至终,无论兴、衰,寨权、政权、武装权,均掌握在李姓手中。

(网上收录,原作者不详)

三多寨的来历

  三多寨位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三多寨镇牛口,海拔436米,占地1.25平方公里。牛口山,由威远县迤逦而来,南高北低,一冲三岔、沟壑纵横,群峰迭起。四周峭壁悬崖,有如刀劈斧削,地势极为险峻。清咸丰三年,自流井厂绅李振亨为避战乱,防患匪劫,邀约厂绅颜昌英、王克家选址牛口山建寨。由李振亨独任监修,历时六年,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建成,费金10余万。三多寨寨墙全用砣石砌成,高10米(悬崖最高处达30-50米),宽3米,寨墙总长4650米,外西门另建外寨墙600米。辟有东、南、西、北、外西门五道寨门。从东门至西门3.3华里;从南门到北门2.1华里。其中,南寨门尤为险陡,有300余级石梯直通山下,遂以南北门为主要出入通道,直达各门。寨门宽1.61米,高3.3米,厚1米,均为硬木用铁皮包裹,门扇铆有排排铁钉,极其厚重坚固。寨墙上每1米即有1个枪垛,共计垛口2555个。四道寨门筑有24座炮台,设24个哨所,由寨丁站岗,守卫寨门。

  建寨伊始,各地仕绅、官宦、巨商、富贾、纷纷入寨,选点定基,营造府第。及至新寨甫成,从南到北约I公里的地带,已是屋宇毗连,楼房林立,修建了中式庭院、卫象式洋楼和中西合壁的豪华府第共300多座,大多以“堂”命名,作为称谓,并代表住房家族、地位和愿望,现在可查出堂名110多座。

  三多寨命名由来,有多种说法:一说选址曾三迁三建而后成,但此说不大符合建寨时的历史过程,三多寨是一次建成,并无三迁三建之事。二说建寨前李振亨、颜昌英、王克家以合资经营三多井(原址即今自流井五星店)所得盈余筑寨,据自流井盐业历史之记载,三多井,井小而卤火刁;旺。三多寨的建成耗巨资,三多井经营的盈余不大可能建成三多寨。三说三姓集资修建三多寨,有共建之功,并祝颂三姓世代如《庄子天地篇》所指“三多”即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据考证,颜桂馨堂二厅堂正中悬一巨匾,是颜昌英次子颜辉山七十岁时族中赠送,上款是:辉山三叔大人七旬晋一大庆。下款是:玉成堂族侄等恭祝。当中七个隶书金字曰:多福多寿多男子”为证。据此,三多寨的命名应以第三种说法更为准确。

(网上收录,原作者不详)